给 思 域 留 白

给 思 域 留  白

 刘翔光

思域，是指思维认知的某种状态。

客观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和演进方向的多维性，决定了人的意识相对而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时段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人对社会、世界的认识总是在揭开一层面纱后，又会面临更大的迷雾。在认识的海洋中游历越多的人，对事物本质的多层次性和发展过程的多变易性越有体验，所以才有“大度看世界，从容过生活”的处世哲学，这种哲学是智者对自己在一定时点只能达到某种认识水平、只能若干程度地掌控局面的一种正视。

基于此，在思维认知领域，任何群体之间、群体内部都会存在差异。因为这种差异，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误解、有分歧、有排斥、有纷争。为处理这些差异和纷争，就会有沟通和妥协，也会有压制、对立乃至仇杀、战争。

因而，作为人类个体而言，认知能力才是核心素质，与学历、地位、阅历不一定成正比；越是认知层次较低的人，对世间万物的感知、理解就越片面化和表面化，因而也就越直觉化、从众化；而比较愿意探求事实真相、追寻事物本来面目的人，在穷尽收集资料和深入分析判断之前，对自己关于某事物的认识往往预留着相当的空间。

以对人物是非的定论为例，百余年来，清末重臣李鸿章是卖国贼，已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主体舆论很少有人提出过异议。窃以为，所谓卖国，多为履行国家使命的高官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换取私利为特征（这种私利不一定是个人经济利益，也可能是某个社会集团的政治诉求，如历史上的宋高宗和秦桧），而恰恰李鸿章没有。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大部分确都是李鸿章代表清廷签订的，国人斥之为“丧权辱国”；但是，“丧权辱国”是因为“弱国无外交”，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贫积弱是一种历史进程，难道是李鸿章造成的吗？身为一代能臣，李鸿章力践洋务运动，推进了小幅的清末中兴，已属难能可贵，但谁也难以摆脱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而赴洋签约，大都是在那些尸位素餐的皇族自不量力地恃勇盲动而又一触即溃后，朝中再也没人愿意去趟这浑水，最后只能推出李鸿章去收拾残局，有几人能理解：李公是明知要挨千古骂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

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为例：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到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在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创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奈地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呼呼悠悠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足可见其对日本仇恨之极。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

            再签《辛丑条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部下及亲属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又电催李鸿章。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向八国联军求和。和谈之前，李鸿章哀叹：“马关之约，尚是城下之盟；今日之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史学家唐德刚概括李鸿章的处境是“内悦昏君，外御列强”；而梁启超则发出“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

不少人总以经验化、常规化的意识来看待、处理人和事，还以为非如此就是谬误，其实大谬的恰是这种思维本身。

 即使被后世尊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也并非传说中的料事如神。虽然他在隆中对中策划了“三分天下”的架构，但并未料准三国纷争的结局。临终交代后事时，诸葛亮只推荐蒋琬、费祎为依序继任者，当杨仪再行追询时，亮仅以摇头示“未可知”之意，可见贤圣也难以摆脱认知局限的无耐。

在科学探索领域也莫能外。有人一提到寻找地外生物，总认为液态水、氧气、碳水化合物和适宜的温度是生物生存的先决条件，因而只有先找到具备这些条件的星球，才可能进一步寻找生物。殊不知，所谓宇宙包罗万象，就是包括生物存在形式的无限可能性。在地球的深海，就生活着只适应高压、无光、以硫磺为食的细菌。以此推之，为什么就不可能：也许有些生物就存在于第五维甚至第六维……乃至无限维时空中？为什么就不可能在宇宙的某维时空的的某处，有的生物的构成根本不是我们地球生物的“肉体凡胎”，而是某种我们目前所根本不知情的材质呢？

量变质变规律有无可能还蕴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异化规律？是否一种状态的某个方向（趋大、趋小、趋热、趋高、趋低等）延伸到一定程度，即不再延伸，而进入另一种状态。比如人老到一定程度即不再衰老，而出现死亡的灵魂出窍状态？物质小到一定程度即不再无限可分，而进入另一种目前尚不可知的另一维状态？宇宙大到一定程度即不再无边无际，而变成另一种时空？即万事都有个极限，超过这个极限，物质不再保持原来状态。知识分子在知识的融会贯通后，再也不是只掌握一定数量知识的书生，而成为智者和超人，成为凡事都有创见先知、心怀天下的伟丈夫。

 有人问：不给思域留白的习惯不就是思域的满档化吗？我们说：是的，害莫大焉！大而言之，作为一个民族，导致“文革”中亿万民众坚信刘邓陶等党内健康力量是十恶不赦的反动派；中而言之，造成长期以来国人一致认为：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西方文明对腐朽的中华帝国的全面融入和改造是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视为“国耻”；小而言之，它使众口铄金、三人成虎在现实生活中大行其道，使大大小小的“过于执”们不断地制造着“十五贯”的荒唐。

十几年前国内某省又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十五贯”：某日深夜一男一女两名警察在郊外被枪杀于小车内，经查，死者中一位是该市公安局副局长，女子则是该局科员，其夫是看守所干警。于是专案组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情杀案，其理由：该看守所干警有作案动机——夺妻之恨，有作案条件——枪支弹药，有作案时间——他无法证明案发时自己不在现场。于是从侦查、起诉到一审、二审，均认定是该看守警故意杀人，直到交付执行死刑的前几天，真凶意外落网——原来该案仅是一起普通的流窜抢劫案！瞧，这就是相关人员机械式思维险些酿成千古冤案的可怕后果！

客观世界的随机性到处可见，人们总是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建立在这种经验上的理念来解释不可预测的事件，即便是智者也难以不被随机性愚弄。很多人不明白：许多事情的无规律状态就是一种规律。

综上所述，文明程度较低人群的落后意识、民碎陋习，虽然给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现象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但身处其间的人才，又难免饱受这些因素的困扰和压抑，这大概也是我国在很多领域都难以蕴育出杰出人才或大师的真正原因吧？我们作为尚处于开化初级阶段社会形态的一分子，诚然难以做到认知水平的不现实的跃升，但能否先做到 “给思域留白” 的起码的明智和理性呢？

作者简介：刘翔光，男，1957年生，福建省福安市人，厦门大学民商法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从事刑事侦查、行政监察工作，现为福建朗辰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研究方向：民商法、程序法、律师文化。通信地址：福建省福安市新华中路3号天恒国际大厦1307室 ，电话：13905933869 ，邮编：355000，邮箱：646099648 @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