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科考

次 级 “科考”

刘翔光

一、龙门一跃

 “嘀铃铃铃……”，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开考预备铃蓦然响起，上千名或聚或散在操场、走廊上等待的成年人“轰隆隆”急奔考室。裴非按准考证号找到了自己的考室和座位，这种专为中学生设计的连椅桌，使这位身高一米八的农民坐上去很感局促。由于太意识到考试的命运攸关，他的精神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和亢奋，心脏在胸腔里“砰砰”狂跳，太阳穴、手腕、脚腕的动脉血管也在“扑扑”博动。这使他惊异，原来人体会跳动的部位竟有如此之多。第一门政治卷填空题中有一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________”，裴非知道是邓小平——就是那个使这么多人今天得以有机会上考场公平竞争的一代伟人，但慌乱中那个“邓”字一时怎么使劲都想不起来是怎么写，抓耳挠腮之下，只得将就填上“小平同志”字样……

二、年逾弱冠而童子试的时代性文化低能

这是1978年的一个“中考”场景，这个人生片断在裴非的记忆中是如此的深刻和鲜明，就象是发生在昨天的事。

1977年11月，中国社会在历经十年大癫痫之后，才安静下来、回过神来，高校开始考试招生。为后世的人们所低看和忽略的是，除高考之外，当年还有一支更为庞大的考试大军——“中考”人群。由于“文革”中实行中小学九年制教育，上学期间学生又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被安排农业劳动、上街游行、参加“革命大批判”等活动，大部分中学毕业生实际上只有初级文化水平，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有少数能通过初中毕业水平的中考，进入中等专业学校学习两三年后分配到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成为人人羡慕的拥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福利待遇的“国家干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很低（据统计还不及印度），很多中专毕业生后来成为行业骨干，不少中专学校也因此成为名校。在福建省就有名震一时的集美航海学校、集美财经学校、福建交通学校、福建商业学校等等。航海学校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几年后，大部分成为远洋货轮的船长和大副；财经学校的毕业生后来大部分成为市县财政局或税务局的局长，也有一毕业就被国家外经部录用的；而省交通厅、商业厅的正副厅长，则大部分出自交通学校和商业学校之门。因此，中考的竞争度并不亚于高考。1978年闽东的中考录取率只有十五分之一。如果把高考比作中国自隋唐以来推行的不问出身门第遴选人才的科举考试的话，那就可以把那个时期的“中考”称为“次级科考”了。

在大中学校停止考试招生十年期间所累积的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们，为摆脱上山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城镇待业青年的处境，统统涌入了考生的行列。考生中有三十多岁的拖家带口的中年人，也有十四、五岁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出现过父子、夫妻同赴考场的景观。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应考。福安县城开设了好几个高考、中考复习班，每到上、下班时间，街头的人流中一半以上是手持、包拎各种迎考资料的老童生。到了晚上，街上的人堆中所议论的，大半也是考试的事。

其实，从1973年开始，大中专学校已经恢复招生，但采取的是根据知识青年（当时官方把受过初中教育以上的非中老年人，都称为“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表现，由所在基层单位的贫下中农推荐、公社党委和招生办考核、学校录取的办法（向工厂和部队的招生的方式与之相类似），入学后称为“工农兵学员”。这个看似很讲求实际和民主的招生制度，在操作中变异为应招者比政治背景、比家庭出身、比活动能力的大比拼，竞争的结果最后归结在权力支持度上：贫下中农的推荐往往被操纵为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的定夺，公社党委和招生办的考核实际上成为执掌实权人物的钦点。为了前途，知青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求爷爷告奶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于是，很多知青的家里珍藏多年的毛料、金银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在关键时刻会悄悄地易主于那些书记、主任。女知青如果家境不好，不少人选择了献出仅有的“自然资源”。在本县一南一北有两个大队的两名女知青，为了改善生存环境作出了多次“牺牲”而又没有被招生、招干、招工，绝望之下向上级机关一口气揭发出接受其“进贡”的公社、大队干部十多人，最终被判刑的判刑、开除党籍的开除党籍，成为轰动一时的惊天大案，从此女知青在官场中被戏称为“高压电”。那个年代的制度上的反科学性，被人性中的恶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中共高层最具务实精神的邓公在复出才三个月，自己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力拒来自各方的制肘，急切而决绝地主张立即恢复招生考试制度，从而出现了1977年中外史无前例的11月招生的奇观。

三、高中榜首

裴非在初中阶段幸遇一位天资聪颖且富有钻研精神的理科老师，得以在数理化学业初露头角并显示出不凡的潜力，因家庭出身不好未升上高中，从十五岁开始历经六年的农耕、劳工生涯，学业已荒废。1977年恢复招考的消息传来时，裴非已觉得那是与自己毫不搭界的事。1978年春，正在准备高考的小学同学写信给裴非，表示对他的学业基础很有信心，并建议他去考中专。当时正在宁德一家工厂打工的裴非借了一套初中教材，利用工余时间翻阅了几遍，起初是陌生得晃如隔世，一个月后终于找回了感觉。临考前一个月，裴非返回福安跟在一些同学后面到县一中开办的中专补习班旁听。因为不是报名缴费的学员，只能见缝插针偷占缺席学员的座位听课，不期遇迟到的座位主人驱赶，那是常事。不过，一个月后，一俟辅导老师把题目口述完，裴非就能立即将式子排出；老师在讲解时，裴非已把答案算出来。他感到自己考上的希望很大。

临考的晚上裴非特地喝了点酒，想早早入睡以养精蓄锐，但偏偏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考试时远未进入所希望的清晰的思维状态，心想这下希望彻底破灭了。意外的是，成绩公布时裴非获得了所在的城郊公社的第一名。城郊公社当年有300多名中专考生，基本上是福安一中和宁德地区民族中学的历届高中毕业生，作为第一名的裴非是其中学历最低者。红榜在公社礼堂张贴出来后，裴非高居榜首，人们纷纷打听这匹突然出现的黑马是何方神圣。一时之间，裴非面前似乎豁然展现出灿烂美好的前景。

四、跌回零点以下后的蜗牛爬行

暑期过后，上线考生陆续收到各类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就是没有裴非的。五个月后，裴非被录取到刚恢复的当地师范学校，按当时社会行情，那是中专的最次。

毕业后，裴非被分配到本县最边远的一所村小当教师。那时的状况，要调到乡镇所在地的中心小学，那是要动用很多人脉资源的难事；若想进城，等于想登天。且高层管理机关多次联合下文，严禁教师跨行业调动。这样，很多当年中专的落第生，一、二年后通过考干、考工，都找到了理想单位；而裴非因为考取了中专，反而几乎被睹死了一切出路。

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五年后裴非终于离开了人生的沼泽调入县公安局当刑警；三年后，裴非考入监察局任举报科长；又三年后，裴非通过自学考试获得法律大专文凭并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全国律师资格统考，于次年开始执业；又十七年后，裴非取得民商法在职研究生学历，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十七年间，裴非在国家、省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被多家法律学术机构聘为组成人员。

五、从不公平的待遇中寻找公平因子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多少年来，裴非一直为当年没有升入高中和没有被录取到好点的中专感到遗憾和不平，也为自己被拒于正规高校大门之外而心有不甘。待到阅历渐深，才意识到命运并没有完全亏待自己。考试制度的社会效应，最深远的意义在于以公平的竞技方式打破中国社会顽固的世袭和家族垄断机制，对个体发展机会的分配规则进行革命。事实上，考试之外的用人机制一刻也没有在中国社会消失过。这当中有亲缘势力的渗透、有社交圈子的辐射作用、最后还有争勇斗狠的能量。当然也应承认，客观上也存在以考试这种方式无法检测出的个体实际能力。有许多当年屡屡落第的考生，后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骄人的官场得意或实业成功。在很多情况下，思辩之不清、句读之不通，并不妨碍有些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左右逢源，也许我们的社会本身就存在着不少混沌领域。相应的，也有不少当年的“天之骄子”后来落得境况凄凉。国家举贤选能的努力，什么时候都无法不打折扣地抵达每个角落。福建的泰宁县在明朝出了个陈春烨，从三十六岁考中进士开始的十七年间，擢升了十三级，从县丞一直做到兵部尚书、太子太傅、大学士，官至二品，可见其学问之高深和处世之圆通。但最后也难逃宦官魏忠贤的陷害，以五十三岁的盛年提前告老还乡。“魏公公”以一字不识、不男不女的专职奴才之身，居然能把旷世奇才、朝廷重臣挤出政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既公平、又不公平之处。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可能发生，将来也不会绝迹。

三十年前的那场考试虽然只给裴非提供了最低的新起点，但毕竟有效地拨动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真是一场命运之搏的“次级科考”啊！

作者单位：福建朗辰律师事务所  电话：13905933869 QQ646099648